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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北京晚报五色土书乡与读者一起经历了许多文学大事件。国内茅盾文学奖公布，徐怀中、梁晓声、陈彦、李洱、徐则臣五位作家获奖；国外诺贝尔文学奖双年揭晓，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和波兰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同时获奖，当然，对于这些作家来说，这是收获的一年，对文学来说是一个“后评奖年”。

　　2019年，有许多不平凡的灵魂离我们而去：1月15日，剧作家白桦去世，1月23日，台湾作家林清玄去世，10月29日，“大墙文学之父”从维熙去世，11月23日，诗人流沙河去世……同时，也有多位翻译家离开，1月5日，翻译家、《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译者张玉书去世；6月10日，《红与黑》译者、法语翻译家郝运去世；6月27日，俄语翻译家、契诃夫译者童道明去世；7月8日，翻译家、《乱世佳人》译者翟象俊去世；8月10日，翻译家、《了不起的盖茨比》译者巫宁坤去世；10月27日，法语翻译家施康强去世……在这里斗胆借用白桦先生的一部作品名字来形容他们的离去——每一颗星都照亮过黑夜。

　　与这些大事件相比，可能在某个瞬间，有人被书中的某个场景震惊到久久不能回神，有人喜爱文学终于鼓足勇气打开文档敲出第一个字，有人在生活重压下沮丧不已在小说中找到暂时的宁静，有人只是在上班挤地铁的几十分钟翻开手机沉浸在武侠小说的世界里，有人因书里的一句话决定以全新的姿态面对自己……这些发生在不为人知角落的故事，才是我们每个人的故事。文学的迷人之处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可能性，文学是我们逃离世界的方式，也是回归自我的途径，文学带着我们在迷宫里一遍遍绕圈，也为我们指明了通向心灵之路。

　　感谢这条路我们一起走过。

　　小说：不可回避的茅奖年

　　2019年是四年一次的“茅奖年”，也因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出现了图书市场的“主题出版年”。

　　文学奖的“大年”是否会带来文学出版的“小年”？在采访中，多位资深文学编辑都提到了这一点。作为“后评奖年”，2019年文学创作和出版都出现了“平台期”，精品力作相对没有那么集中，但仍有一些可圈可点、值得一读的作品。在严肃文学界，因为被视作最高荣誉的茅盾文学奖四年一次颁发的规律，许多作家多年精心创作的作品往往会避开颁奖年出版——当年出版，可能会在申报时间上错过，并且与下一次申报时隔过久。这样，许多作家与出版社都会将比较有分量的作品“存起来”等待下一年出版，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今年是文学作品“小年”的观感。当然有些已经获得茅奖的作家就不太考虑此事，比如出版了长篇小说《云中记》的阿来和《月落荒寺》的格非。

　　在采访中笔者发现，各大出版社都将目光更多地投向80后、90后更年轻的一代作家。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特别提到了今年一批70后、80后女作家的创作爆发，如付秀莹的《他乡》、任晓雯的《浮生二十一章》、孙频的《鲛在水中央》、周瑄璞的《日近长安远》、春树的《乳牙》等，“她们开始一步步显示实力，异军突起，可能比‘半壁江山’还要更大一点”。韩敬群看来，这批女作家都在尝试打破固我，寻找新的创作切入点，她们出道时都被评论界贴上过这样那样的标签，但她们不甘于接受这样的刻板印象，她们在努力证明自己，充满了新的变化和可能性。

　　在《当代文学》主编孔令燕看来，今年产生较大影响的作品都是现实主义作品，但是整个文坛却是异彩纷呈，有强调个体经验的，有探讨人工智能对文学影响的，有展现海外华人写作新态势的，等等。今年的华语文学创作更加多元化、风格化。有关注社会、时代等宏大主题的作品，因为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变化成为话题中心，作家对现实的关注日益增强，涌现出许多记录时代发展的大题材作品；另外一些个人特色更明显，风格化更强，强调文学对个体经验和生活的表达。

　　非虚构与报告文学：

　　寻觅最鲜活的现实

　　今年有几部名人回忆录类的非虚构作品，感人至深，笔者想说说以下几部作品。戏剧大师曹禺的女儿、剧作家万方回忆父母的长篇非虚构作品《你和我》发表在今年《收获》杂志第四期。这部作品从1974年母亲邓译生（方瑞）离世的悲痛一刻开始，真实地讲述她的父亲和母亲的故事。他们各自显赫而暗影重重的家族，他们精神气质的传承和养成，万方一次次回到父亲曹禺那些剧作的写作现场，父亲和母亲的相遇和曲折的爱情，动荡岁月里深刻的痛苦和恐惧。其中，曹禺夫妇大量信件是首次发表。许多人看后称“这是今年读过最好的作品”。

　　《一个人和一群人——我的祖父夏衍》是作家沈芸讲述自己祖父——中共老党员、白区地下工作者、剧作家、左翼文化运动领导者、一九四九年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先生的故事。这些故事包括夏衍在周恩来领导的白区工作中所做的大量工作，尤其在对左翼文化人的宣传、统战上，更是成果卓著。她用自己观察到的大量细节，呈现出了一位有原则、有才华、有个性、有魅力的革命政治家形象。

　　著名华人作家哈金撰写的《李白传》在美国出版后引发强烈关注，是英语世界的第一部李白的传记。哈金被认为是“继林语堂之后在美国影响最大的华裔作家，也是唯一同时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福克纳奖的华裔作家”。小说家写大诗人，兼具传记和小说的特点，描绘了大量生动有趣的历史细节，评论称其“既有学术的严谨，又充满文学的想象力”，重新呈现了李白的生命轨迹。

　　今年不少报告文学作品都在关注老龄化这一问题，如何面对衰老、失去和遗忘是人性共通的恐惧。《北京文学》的报告文学栏目《现实中国》今年发表了不少关于此题材的作品。侠子的《生命的最后一站——老年病房采访记》、修白的《养老院里的故事》都是如此。《北京文学》主编杨晓升看来，报告文学的未来在于”新鲜感”“深度”“可读性”“话题度”几个关键词。

　　同样写老龄社会，张曼娟的《我辈中人》关注了作为独生子女的一代，面对父母衰老病痛的问题。3年前，张曼娟90岁高龄的老父罹患急症，家里的生活遭到重击，变得四分五裂。她奔波在心脏科、精神科、泌尿科、骨科、牙科、神经内科、消化科，陪伴着父母候诊，在等待的零碎时间里，一点一点地拼凑出陪伴并承担父母老病的意义，写下一系列“照顾着”老去的父母，中年，照顾老去的父母才真正理解人生。

　　韩敬群看来，今年出版的一部被忽视的作品是唐朝晖耗时三年写就的关于首钢工人的一部长篇非虚构作品《百炼成钢》。“他下足了功夫，把首钢的各个分点走到了，采访上百位工人，真正做到了深入生活，下到几百米深的矿井。”韩敬群说，他排除了以往宏大叙事的写法，用一个个工人的个体视角来写，不写官员，就写工人，有点像之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集体群像写法。（图书介绍）韩敬群看来，中国当下的非虚构和报告文学需要注入新的活力，需要新的写作者进来。

　　积蓄的力量：

　　热衷表达自我的新一代

　　今年，《中华文学选刊》发起的青年作家调查，对117位35岁以下青年作家的问卷调查，让这群写作的年轻人以更加真实和立体的状态呈现出来。孔令燕看来，年轻作家最大的特点就是强调个人体验和个人意识，追求形式，力图以个性突出重围。这也是文学创作的规律，对于二三十岁的创作者，还没有真正形成相对固定的文学风格，新鲜的气息更明显，艺术感更强。

　　当下资讯发达，通讯方式便捷，新一代作者获取知识和资料易如反掌，所得到的精神滋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丰富。在发表作品的渠道上，与上一代写作者相比，文学期刊不再是唯一的选择，网络的开放、自媒体的发达消除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中间过程，让创作和阅读成了“零距离”。依靠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只需要专注于作品本身是否有吸引力。“有的青年作家觉得文章发到朋友圈就算发表了，不需要被‘文坛’知道。”孔令燕作为传统文学期刊编辑对此现象的观察更加敏锐，“新一代创作者能写新的生活，他们的生活阅历和处境很丰富，大多不是职业作家，有他们原本的职业，不用靠文学养活自己，这就筛选出一些出色的、走在时代前沿的、热衷表达自我的年轻作家，把新鲜的生活带到文学的表述里。”

　　今年《北京文学》接到的自然来稿数量庞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创作者颇具潜力。杨晓升一直鼓励编辑多看自然来稿（投稿），挖掘和扶持新人作者。他看来，这些作者来自各行各业，他们的生活、视野和阅历是难以想象的。“国家和社会正在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很多专业作家没有来自底层的生活，创作能力逐渐枯竭，相反一些新作者写得非常鲜活。”杨晓升说。

　　韩敬群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传统意义上的宏大叙事和家国情怀不应该是文坛的风尚，年轻一代的写作者会更加贴近自我生活。与当今年轻一代的作家相比，老一代作家虽然在生活积累和经历上是劣势，但他们在文学修养等方面有优势。他希望年轻一代作家可以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不要只盯着上一代作家，也不要只盯着同龄人，应该抱有一个世界文学的观念，把自己放到世界文学的框架里，就像徐则臣总说的那句“到世界去”。年轻一代作家的外语都很好，对世界文坛所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也去过很多地方，当年的著名作家毛姆、格雷厄姆·格林、康拉德等作家都是周游世界。中国文学中缺乏这样的内容，需要这样的灌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文学编辑室主任赵萍谈到今年文学新气象的第一反应，2019年从开年电影《流浪地球》的爆火，进入了一个“科幻之年”。“虽然我们现在的华语原创科幻作者和作品还不是那么多，但由于影视的带动，我发现今年许多非常年轻的作者开始了科幻创作。”赵萍透露，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未来会加大对原创科幻小说的关注和支持，她看来，国产科幻目前读者的黏度很高，氛围很团结，但面临最大的坎是“出圈”，此前“出圈”的作品除了刘慈欣的《三体》外并不多，而今年恰恰是科幻文学“出圈”的一年，是从类型文学进入主流文学，从“科幻圈”走向大众，把非科幻迷拉进来成为读者的一年。

　　尽管有各种新气象，文学创作的问题依旧在。杨晓升就尖锐地指出一些作家创作力退化的问题，他看来，文学创作是非常个体化的思维运动，有时候恶劣的条件下反而能激发创造力，相反，过于顺遂的环境并不利于创作。“目前的作家最大的问题是浮躁、有惰性、缺少创造力。”杨晓升说，“虽然习总书记‘有高原没有高峰’这句话已说过好几年了，但当下文学创作的最大问题依旧是‘没有高峰’。”

　　赵萍看来，现在做文学不像以前，推出一部作品是“通吃”的，社会各个群体都会关注，现在非常分众，兴趣是分圈子的。未来的文学可能会走两条越来越极端的路：经典的越来越经典，通俗的就更加通俗，中间的部分越来越艰难。阅读也在分流，一部分人更加没有时间和耐心去阅读纯文学作品了，但另外一部分人反而转向了深度阅读、回归经典的道路。新一代写作者更加需要抓住时代的变化，抓住读者关注的话题，而不是自娱自乐。（陈梦溪）